作者怀着无比的真诚，沉痛地剖析自己，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坦露自己的灵魂，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有许多大体类似经历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全无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责任全部推向客观，竭力美化自己，在这方面，我认为巴金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样。当然，巴金的有些自责过于言重了。当年即使有个别的人挺身而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主要目的是以此激励人们说真话，阻止“文革”的再来。作者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也提高了散文的品格，丰富了散文的美学趣味。
巴金散文的总主题就是唤起群众，大反封建，这是巴金散文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巴金进行自我剖析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自谴自责。他是以这种形式引发更多的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但是他也并不是要求全民族共忏悔，因为他明白这些人不能承担这场历史悲剧的责任。他们是受害者，他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追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变成人民为牛马，为猪狗、为虫鱼，而将另一部分人变成豺狼虎豹。他既控诉了豺狼虎豹的种种禽兽行径，同时深入探究他们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他开始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到，“在文革”初期我弄不懂“人怎么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为虎狼？我至今想不通。”他认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了解这场悲剧的来由。他穷究不已，终于豁然顿悟：“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迎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发现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一连几年我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闲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他找到了导致这场历史灾难的主要原因：封建主义至今未曾离去。只是那些封建“家长们”都经过了一番装扮，以革命的面目出现，因而蒙蔽了群众。于是他警告人们，“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认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没有想到封建残余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到哪里去了？……总之，不管过时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因此，在他“文革”的创作中，不管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不论什么人从哪个方面对他的文章进行挑剔，他都不予理会，从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有人反对旧事重提，要求大家向前看，他则坚决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理想与信念只有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是坚实而不是虚幻的。他回信给向他讨教理想的孩子们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回信中告诫孩子们，那就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从历史的整个发展来说，当然在《二十年后》与《“文革”博物馆》中，他就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大家都不再喝“迷魂汤”，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清醒”，才能“避免空前大灾难”。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孙万代牢记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给人们的危害。因此“向后看”正是避免出现曲折、保证历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他的散文已经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个在新时期继续大反封建的勇士形象！
朴实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文采，是巴金散文的第四个特点，巴金的散文，尤其是晚年的《随想录》，有着朴实自然的风格，作者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而长年积蓄的爱憎悲欢、深切感受，不得不发！而一旦喷发，则随情而走，随物赋形，常行于当所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自然亲切，无迹可寻，犹如真正是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比如《紧箍咒》一文，如果一般作家来写，一定围绕“紧箍咒”进行起承转合，前辅后垫，层层深化，首尾照应等等。可是巴金却完全甩开这一套“常用技巧”，从林放读了他的《我的噩梦》也写了一篇杂文《“文革”还在揪人》，然后就自然地回忆起他与林放的交往，自然地点出“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作者进一步写出他“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的紧张心情。直到“文革”以后，作者与林放又恢复了联系，与林放一样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最后作者在号召人们警惕的同时，把“多年苦心修建的”“个人崇拜”的“宝塔”和“紧箍咒”一起掀掉了。作者极为深湛的思想，极为真实的感情，都十分自然地通过与林放的友情写出来，显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毫无精心雕琢的痕迹；但却又是那样委婉曲折，匠心独运，真是“炉火纯青”！巴金以他的散文创作，为中国散文树立了一座高峰，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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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金简介
巴金（1904～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