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2、伤痕文学的基本特点
1、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2、注重对普通人的刻画。表现对人性的探讨，假大空的思想不在占据主体。
3、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伤痕文学主要内容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1966-1976年以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
3、什么是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一股文学思潮，通过对文革时代的叙述描写，揭示人们心灵的伤痕，由文革造成的伤痕，得名于卢新华《伤痕》，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用孩子的非正常心理及行为来揭示文革给孩子们心灵带来的伤痕。在伤痕文学后又出现了更深揭示文革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
4、结合《伤痕》分析伤痕小说的基本特征
伤痕小说主要讲述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故事，直面痛苦的历史，并开始反思十年动乱。小说《伤痕》就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讲述了王晓华在母亲受迫害后对母亲产生怀疑并毅然下乡，一直到文革结束母亲被平反晓华才回去，然而母亲已经去世了。这篇小说很感人，据说当时全中国人的眼泪汇成了一条河。小说无一句“打倒四人帮”的口号，但读者却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对四人帮的痛恨与对那个时代的无奈。但伤痕小说在艺术与构思上有一定的缺陷，有的情节还欠完整，《伤痕》也不例外。因此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对历史的反思。阅读伤痕小说一定要站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否则便很难感受到它的感人。
5、伤痕文学的基本特点
伤痕文学的基本特点
一、基本特点
1、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
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2、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
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
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3、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
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
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
二、简介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三、主要内容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1966-1976年以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
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1981年发表）。
四、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窗口》/王余九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6、伤痕小说的创作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经历了十年动乱，从“四人帮”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民，从而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
一度被禁锢的小说创作和整个文坛出现了生机，涌现出一批以揭露“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谴责极左路线的破坏为核心的小说作品，被称为“伤痕小说”。
7、出现伤痕小说原因
在当代文学史上，“伤痕小说”主要是指暴露“文革”十年灾难、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痛的小说，其主题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揭露林彪“四人帮”，鞭挞丑恶灵魂，同情人民的遭遇，礼赞美好的情操。开山之作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于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包括：以知青题材为主的“伤痕小说”，如竹林的《生活的路》、老鬼的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农村题材的“伤痕小说”；丛维熙所开创的“大墙文学”以及莫应丰的《将军吟》等揭露“文革”专制的“伤痕小说”，以及张弦的爱情小说，张贤亮的“章永璘”系列，甚至苏童一部分以“文革”中的“香椿树街”为背景以青少年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如《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
以上作品只是从政治主题的角度而言的。如今，事过境迁，抛开时代因素，当我们再重新读这些“伤痕小说”时，发现其还审视了“文革”中隐性的人性和亲情、道德。而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是控诉揭批“文革”、“四人帮”的显性的一元主题，而忽视了另一隐性主题，即鞭挞个体生命中的丑恶人性，歌颂优美人性，呼唤和宣扬社会主义人性和人道主义。通过《伤痕》等“伤痕小说”，我们可以透视出“文革”中存在的几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