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举动有些非同寻常，甚至带着点“拍卖”的意味。但当三位编辑各自进入视频会议室，看到彼此的小窗口时，都立刻明白了贝西克的意图——他要将竞争摆到明面上，利用信息透明来获取最大利益。
“感谢三位老师的时间。为提高效率，我将同步与三位沟通。”贝西克出现在主窗口，表情平静，没有任何寒暄，直接切入主题，“基于各位的回复，我已初步完成评估。现在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最终确认，这将直接影响我的最终决定。”
他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毫不拖泥带水。
“第一，关于营销投入的具体承诺与违约责任。A社王老师，您提供的预算表中，线下重点门店陈列的具体店数和保证陈列周期是？如果未达到承诺效果，有何补偿或调整机制？B社张老师，您列出的KOL合作名单，预计的保底曝光量或带货转化率是多少？如何量化评估营销活动的ROI？C社林老师，您的过往数据很详实，但针对本书的个性化营销创新点是什么？如何确保在常规渠道之外获得增量曝光？”
三位编辑显然没料到会是这种“同场竞技”的场面，而且问题如此尖锐、具体。王女士迅速调整状态，报出了几家核心门店的名字和最低陈列周期，但关于未达效果的补偿，她含糊地表示“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资源，我们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张先生则列举了几个KOL的过往案例数据，承诺了保底曝光，但对转化率坦言“取决于内容质量和时机，难以绝对保证”，提出可以设置“对赌条款”，但具体形式需再议。林女士则介绍了针对本书策划的几场线上主题对谈和精准社群推广计划，并承诺可以将部分创新营销举措写入合同附件作为约定。
“第二，关于衍生权利的具体分割。我需要明确电子书、有声书、海外翻译权、影视改编权（如有可能）、课程及周边开发等各项权利的归属、开发决策流程、收益分成比例，以及年限。请三位老师明确贵社的标准模板，以及可谈判的空间。我希望看到一个清晰的、涵盖主要衍生方向的权益清单，而不是模糊的‘另行协商’。”
三位编辑的反应各异。王女士表示A社通常保留主要衍生权利，但可以就具体项目与作者分成，标准比例是社方占大头，但“可以谈”。张先生热情地表示B社愿意与作者深度绑定开发衍生品，提出了一个相对复杂的、按项目类型和投入比例动态分成的方案，但条款细节仍需大量工作。林女士则直接发来了一份C社的标准衍生权利清单表格，上面清晰列出了不同权利的通常归属、分成模式和决策机制，并明确表示大部分权利可以协商，且倾向于将决策权更多向作者倾斜，以激励创作。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于作者对内容的控制权与修改流程。我需要看到写入合同的、无歧义的条款表述。我的底线是：涉及核心论点、主要逻辑结构、关键案例的修改，必须得到我的书面同意。编辑的建议权与作者的最终决定权必须有明确界限。请三位基于此底线，给出最终的条款表述。”
王女士的脸色有些不太自然，她强调编辑专业性的重要性，并试图将“达成一致”作为最终标准，但贝西克明确指出“达成一致”可能演变为无限期的扯皮，必须明确决定权的归属。张先生几乎立刻表示可以完全接受贝西克的底线。林女士则提供了她早已准备好的条款修订稿，其中明确写道：“甲方（作者）拥有作品终稿的最终确认权。乙方（出版社）提出的修改建议，甲方有权采纳、部分采纳或不采纳。若修改涉及作品核心观点、主体结构或主要案例，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修改或要求甲方修改。”措辞严谨，立场清晰。
视频会议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几乎全是贝西克提问，三位编辑回应或互相观望。气氛微妙而紧张。贝西克如同一个冷静的拍卖师，又像一个严谨的审计员，将合作条件一层层剥开，暴露在所有人面前。他很少评价，只是不断要求更清晰的定义、更量化的承诺、更明确的条款。
会议结束时，贝西克最后说道：“感谢三位的坦诚。我会在24小时内，根据今天沟通的最终信息，更新评估模型，并做出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感谢各位的时间和专业。”
关闭视频会议，贝西克在评估模型中更新了刚刚获取的信息。A社在渠道和预付金上的优势，被其强硬的编辑立场和衍生权利上的保守态度抵消了不少。B社的激情和创新依然吸引人，但其方案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尤其是合同细节的模糊）在对比下更加凸显。C社的表现始终稳健、专业、可信，条款清晰，权益保障最充分，虽然营销声势可能不是最“炸”的，但整体合作风险最低，长期稳定性最好。